决定数字货币涨跌的因数有什么

1. 决定数字货币涨跌的因数有什么

　债券型、货币型基金每天的涨跌取决于市场利率、汇率、债券本身等因素。

　　债券型基金以国债、金融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称为债券型基金，因为其投资的产品收益比较稳定，又被称为“固定收益基金”。

　　根据投资股票的比例不同，债券型基金又可分为纯债券型基金与偏债劵型基金。两者的区别在于，纯债型基金不投资股票，而偏债型基金可以投资少量的股票。偏债型基金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股票市场走势灵活地进行资产配置，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分享股票市场带来的机会。 
一般来说，债券型基金不收取认购或申购的费用，赎回费率也较低。

　　货币型基金是一种开放式基金，按照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金融产品类别，人们将开放式基金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前两类属于资本市场，后一类为货币市场。

　　货币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央行票据、回购等安全性极高的短期金融品种，又被称为“准储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本金无忧、活期便利、定期收益、每日记收益、按月分红利”。

　　货币型基金只投资于货币市场，如短期国债、回购、央行票据、银行存款等等，风险基本没有。其流动性仅次于银行活期储蓄，每天计算收益，一般一个月把收益结转成基金份额，收益较一年定期存款略高，利息免税。货币型基金本金比较安全，预期年收益率为3.9%。适合于流动性投资工具，是储蓄的替代品种。

2. 谁知道"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分析"该题目的有关资料?

货币市场基金是在货币市场上从事短期有价证券投资的一种品种，是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已经成为国际投资基金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2003年末货币市场基金一诞生，就获得投资者的广泛青睐，获得迅速发展。而大力发展货币基金，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丰富金融投资品种，夯实投资者基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统计，我国个人金融投资的主要产品是银行存款，占71．6％之多，其次是股票、债券类约占20％。显然，这种投资结构存在的风险收益差异过大，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有的金融投资产品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近10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得到飞速发展，但与市场需求的发展和变化相比，仍然显得投资品种单一，投资工具缺乏。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现有的投资产品结构中，低风险收益的银行存款和高风险收益的股票债券类产品之间并没有过渡性产品，形成了产品类别空缺。从前面对货币基金的特点分析可知，它是介于资本市场与银行储蓄存款之间的过渡性产品，可以提供介于二者之间的风险与收益。所以，发展货币基金有助于解决我国金融投资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平滑过渡性不足的问题，丰富金融投资品种，并逐步改善金融投资产品结构。 二、提高货币市场的运转效率，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   货币市场是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与货币化发展较快，到90年代中期以前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幅都远高于当年GDP的增幅。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所带来的货币流通量的大大增加，使货币的功能作用较传统体制下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货币流动对于资源的配置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但货币对手经济运行应有功能作用的发挥尚依赖于有效的货币流动机制，而有效的货币流动机制则取决于一国货币市场的发展程度。尽管我国货币市场发展很快，但相对于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言，其发展是滞后的。我国的金融体制、机制、制度要保持一种有效的运转和持续发展的态势，并向高级化迈进，仍受到当前货币市场落后的极大制约。因此，加快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而货币市场要得到相应发展，必须考虑以下条件：一是要有不同类型的众多市场参与者；二是要有丰富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供交易；三是价格应是放开的，即利率是市场化与自由的；四是要有优化的结构和层次。  三、推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一国金融市场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补充，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也具有天然的资金沟通联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放开长期债券与股票交易，到1990年正式建立两家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资本市场对于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组织方式与经营机制改革以及优化社会融资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作用范围也愈益广泛。但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高效的证券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由这些机构沟通资本市场的供求双方，引导更广泛社会范围内公众与机构参与，活化交易，才能使资本的流动有效地带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也才能使社会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然而，这需要证券金融中介机构有足够的流动性支持，也就是要有灵活广阔的融资空间，能够方便快速地从资本市场之外的货币市场获取所需资金，支持其一、二级市场业务的开展，才能有效地带动资本市场的顺畅运作。因此，资本市场要获得持续性发展，要不断上一个新台阶，必须有货币市场的相应发展作为支撑基础，也必须存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效联结的畅通渠道，使社会资金在两个市场间充分灵活流动。同时，资本市场上各种工具的定价与价格水平的波动也必须有一个参照依据，必须形成一个市场基准利率，才能使各种有价证券的定价趋于合理，资本市场的运作也才趋于合理；或者说，资本市场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取决于利率机制的市场化与合理化，而基准利率与合理利率机制的形成也有赖于货币市场的一定发展。 四、防止银行系统风险集中，化解金融体系风险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投资者也从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但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高风险也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投资者缺乏可以用来分散风险的多样化投资品种，很多人只有将资金投向银行存款。这种资金向银行系统的过度集中的现实，从宏观上来看，使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越来越大。据统计，至2002年底我国银行的储蓄存款已突破8万亿元，存贷差也节节攀升。这意味着有大量社会资金投资于商业银行，谋取利息收入，也意味着国家金融风险高度集聚于银行系统，这是一种风险系数很高的结构性金融机体失衡的金融风险。而我国银行系统在资金配置方面的低效率以及巨额不良贷款的存在，使我国整体银行系统既承担了自身的经营风险，也承担起整体经济改革的最终成本。银行系统存贷差的增加虽然存在种种原因，比如银行为减少不良贷款而对贷款审查制度严格程度的提升，也与目前我国正处于渐进式改革的大环境中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不佳有关等，即使这是一种被动性“借贷”，但反映在结果上就导致了一方面储蓄存款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流动不畅的事实，因而金融风险进一步向银行系统集中，同时也使得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削弱了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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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003“有哪些因数?

你好！因为110003=41×2683，而41与2683是质数，所以它的因数有1，41，2683，110003。经济数学团队帮你解答，请及时采纳。谢谢！

4. 制约群体有效性的因素包括哪些

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虽然我国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可以肯定的说是有效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呢？据初步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国有商业银行在深化改革上力度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时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分支机构收缩。从前金融机构是贷款权限下放到各部门机构，现在则是贷款权限上收，以至于绝大部分县支行甚至地市行几乎没有放款的权利。银行信贷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重点行业集中，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资金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以致造成贷款上的“农转非”，资金上的“乡养城”，县域经济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贷款的激励机制，而约束条件苛刻。在我国的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强有力的传导渠道，但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是不完全符合的，造成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际紧缩效应。还有就是商业银行体系化解不良资产的难度依然很大。尽管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剥离了部分政策性业务，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全国剥离了13900亿元不良资产，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存量仍然很大， 增量仍在滋生。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 　　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行使时受到多方干扰，一方面总行赋予分支机构相当大的贷款权，央行分支机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谋，形成地方政府通过专业银行向央行分支机构贷款，分支机构向总行争贷款的“倒逼机制”，刺激央行多发基础货币以满足资金需求，这十分不利于实现货币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直接借款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而中央银行难以对冲其影响，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使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不利影响。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独立性得到提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央行独立性不够的问题。比如1993年下半年政府统一集中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权；在1994年对央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将货币发行权、基准利率的调节权等等都集中到总行，取消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权；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人民银行的地位；于2003年4月28日成立了中国银监会。这一系列措施使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不发达，所以央行的货币操作依然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密切的依存关系。这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外部时滞问题 　　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启动经济中作用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四）货币市场的残缺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货币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基础平台，也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但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货币市场发育不完善，货币市场的发展层次低，市场容量有限，市场规模较小，货币市场功能残缺，货币市场运行效率较低。这些缺陷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缺乏坚实的基础平台。主要表现在：第一，交易主体单一。只准商业银行及部分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城乡信用社等进入市场，而绝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却不能进入市场，从而形成“单边市场”。第二，交易工具单一。以票据市场为例，目前我国票据市场上流通的票据有9成以上是银行承兑汇票，剩下的也有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其它诸如银行本票，大额可转让存单，短期企业债券，保险单等交易工具几乎为零。第三，我国货币市场发展层次较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货币市场各子市场严重分割， 风险防范能力差，从而使市场的流动性较差，互动性较弱，交易不活跃，经常处于低速低效运行状态。第五，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东部发展较快，规模较大，而西部发展较慢，规模较小。货币市场业务主要集中在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其他子市场规模都较小，有的甚至为空白（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正是我国货币市场存在上述种种弊端，所以才导致我国的货币市场长期低速低效运行，货币市场功能残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应用缺乏坚实的基础平台，从而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5. 我国货币市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措施？

　　中国货币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一定的发育。目前货币市场家族中，已经有了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借贷市场（实质上是短期信用放款）、票据市场和存单市场四种。但是从总体上说，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相比，特别是比起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策操作所要求的货币市场工具、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纪律来，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仍嫌缓慢，人们对发展货币市场的认识和热情远不及发展资本市场。因此，正确认识货币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国货币市场运行的现状和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政策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货币市场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货币市场孕育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调剂由于临时性、区域性因素引起的货币资金的余缺，以抵消条块形式分配信贷规模的不合理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尽管已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短期货币资金进行集散的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的货币市场仍表现出明显的缺陷：
　　1.市场形态单调，“头寸”市场有名无实。目前，国内货币市场的活跃部分实质上只是银行同业拆借，其他货币市场如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才刚刚起步，市场作用十分微弱。票据市场作为商业信用活动的高级形式，在发达国家货币市场中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市场形态，但国内票据市场的发展水平极低。据有关资料披露，到1991年底，国内商业信用总规模为2800多亿元，其中以商业汇票形式出现的商业信用仅占30％，另外70％的商业信用则是以“挂帐”形式出现的，没有法律约束，因而一旦银根趋紧，经济活动中的“三角债”便应运而生且日趋严重。这与大陆至今尚没有一家专门办理票据贴现、转让的机构，合理票据缺乏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不仅《票据法》没有出台，票据权力无法保障，而且合格票据评定制度仍未确立，票据不能交换流通。
　　从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看，1992年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共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427亿元，在银行筹集短期资金、 改善银行负债结构中的作用非常微小。而一些货币市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1984年末大额银行可转让存单未清偿额即达4100亿美元，约占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的15％。并且，大陆的大额可转让存单目前绝大部分是记名式的，不通兑，名为“转让存单”事实上流通困难，不利于持单人调整投资结构；存单利率与同期存款利率，基本持平，缺乏弹性，从而通过存单市场反映货币供求状况的利率机制未能形成。
　　从短期国债市场看，国债市场在西方发达货币市场上是一个最为活跃的市场，是中央银行据以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场所。但在我国，一方面国债总体规模不大，1981—1994年，累计发行国库券2615亿元，1993年底国库券金额仅920亿元，约占个人金融资产的3.5％，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债期限单一，一般为3～5年，1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至今尚未推出， 加之中期国债的交易活动主要是在各证券商之间进行，中央银行未能参与进去，带有明显的自循环性质，因而国库券市场作为货币市场的一种重要形态，无论在政府的短期融资管理方面，还是在作为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市场运作的手段方面，均未发挥应有的效应。
　　从同业拆借市场看，虽然同业拆借在我国发展迅速并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应清醒地注意到这一市场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正常发育。本来人民银行规定，同业拆借应坚持短期融通原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个月，对期限长的拆借要有商业票据作抵押。 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机构拆出资金期限过长，最长期限高达3年。从拆出资金的投向看，流向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部分，大多数被用于入股、投资、弥补固定资产和债券占款缺口；流向银行的部分，拆入行也不是为了弥补存款准备金的不足，因为有些银行是在存有超额储备的情况下拆入资金的。拆入资金的目的是再批发给企业作为贷款使用。作为企业贷款，并不需要短期的，而是需要长期的，且越长越好。由此可见，国内银行间的同业拆借，从诞生起，就具有浓重的“批发贷款”色彩，各金融机构拆东墙补西墙，解决的多是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或固定资产投资的缺口。
　　2.市场处于分割、封闭状态，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表现之一是同业拆借市场的松散性和区域性。一方面，中国大陆同业拆借交易绝大部分是在无形市场上进行的，即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直接进行对手交易，从而制约了统一市场功能的发挥，所谓“全国金融市场报价信息交易系统”形同虚设，客观上使得“全国性同业拆借行情中心”的作用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各地本位主义严重，只准拆入，不准拆出，很大程度上靠长官意志办事，不考虑资金使用效益，结果使同业拆借这种横向资金融通的方式扭曲成了本地区、本系统资金调剂的工具。表现之二是拆借利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除去高达25％以上的拆借资金“地下合同利率”不论，仅以部分省市拆借市场公布的利率加以分析，1993年5月11日至20日的7天期平均利率为7.393‰，平均离差0.581，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4.89个千分点；2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 334‰，平均离差2.223，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7.61个千分点， 高低县殊1.2倍以上；3月—4月期平均利率13.105‰，平均离差1.596，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达到5.606个千分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拆借市场活动的分割性。
       表现之三是同业拆借和其他货币市场未形成相互联系和有机运行的整体。在发达货币市场上货币市场工具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市场参与者通过买卖各种短期金融商品将各个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对协调各子市场之间的联系起着巨大作用，强化了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运作机能。显然，各货币子市场未能发育到这种水平，仍还处于一种分割和松散状态。
　　3.市场活动主体的非完全性与参与者行为不规范。考察西方国家的货币市场，其参与者主要有：（1）商业银行， 它们是货币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2）中央银行，货币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3）财政部，经常在货币市场上通过发行国库券来弥补财政收支时差及支大于收造成的缺口；（4）证券交易商， 其最大的经济功能是充当各种短期金融商品的交易中介，并通过在大多数已发行的偿还期已定的票券上掌握活动头寸为各种票券“制造市场”；（5）企业， 商业票据的最大供给者以及各种证券的需求者。多元的货币市场参与者及其不同的经济机能作用，为货币市场的形成和有机运行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货币市场活动主体表现出非完全性特征：一是在拆借市场上，活动主体为几大专业银行，其中以工商银行为主，因而拆借活动表现为系统内的自循环性，而其他活动主体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被排斥在这一市场之外，其短期融资行为只能靠变相的方式进行，不规范；二是财政部未能成为短期金融工具的供给者，短期国库券定期发行制度未确立；三是货币市场交易商短缺，目前有形拆借市场交易商主要为人民银行组织的融资中介，作为单纯的资金拆借中介人，没有自己的基金，不能起到创造和活跃货币市场的作用；四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身份还未确立；五是由于企业对流动性管理的漠视而使其作为短期金融商品的供求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的融资行为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特点。通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资本市场是为融通中长期资金进行投资活动的机制，而货币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为银行、企业、政府和家庭经济单位提供流动性管理便利。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资金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导致了货币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变形，货币市场融资出现了许多不规范行为；一是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拆出大量资金，据调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拆出对象是一些非法金融性公司（当然这类公司是为地方政府承认的），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为了逃避信贷规模监控或为了满足地方某些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二是在市场活动中除收取利息和服务费外，还加收手续费，收取比例从1‰到8‰不等；三是在一些地区甚至使大量农副产品收购调销资金进入拆借市场，专业银行转而向人民银行申请短贷；四是有些基层人民银行将再贷款或拆入资金，通过专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向其他非银行金融构构甚至向工商企业变相贷款，造成和助长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超负荷经营，也逃避了规模控制。
　　4.市场工具的非票券性与市场利率缺乏弹性。发达货币市场上的工具主要有国库券（TB）、可转让存单（CD）、商业票据（CP）、银行承兑汇票（BA）、拆借交易期票、回购协议证券（RP）等。各种票据化和证券化的市场工具的有效运作，既将各个货币子市场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又为银行、企业、政府和家庭经济单位提供了流动性管理便利，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为再贷款和再贴现操作）调节货币和信贷量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手段。
       一是中国货币市场工具表现出非票券特征，如同业拆借市场上的头寸买卖，不论是有形市场的中介交易还是无形市场的对手交易，一律套用银行贷款的借款立据程序来进行款项交割，只不过在头寸交易时，必须在拆入方出具的借据上由作为经纪人的融资中心签字公证，其余与银行发放贷款别、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的真正的金融企业；
      二是建立金融业的风险补偿和避险机制，为此应推行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使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数量上、期限上以及利率的敏感性上保持合理的结构，以保证在可承受的风险条件下获得利润目标的最大化，从而增加银行进入货币市场的动力；
       三是改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制，增强商业银行创新金融工具进行融资的动力，使商业银行头寸的调度和二级储备结构的变更主要通过货币市场活动来进行，而中央银行则以最终调节者身份来对货币市场活动加以调节，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及其成本水平；
       四是建立金融专业的竞争机制，贯彻金融业的“准入”和“准出”原则，允许多种形式和多种功能的中介机构的增设，尤其应注意发展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多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的格局下，打破信贷资金条块垄断经营的局面；
       五是建立可变的和结构式利率体制，应逐步放开利率，使利率水平能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3）进行财政金融制度改革。要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融资的经验，推行我国财政赤字融资债券化，建立短期国债的定期发行制度，发行为期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的短期国库券，以弥补财政收支的月度和季节性不平衡，改善现有国债的期限结构，从而将政府财政部门推上货币市场活动主体的地位。
　　2.构造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要构造以短期资金公司为主要交易中介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培植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包括再贴现或再贷款）的直接作用对象。这一思路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在人民银行总行设立短期资金融通中心，使之建成一个大容量、高效率的全国性短期资金融通公司，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直接“传感器”。二是将沈阳、天津、上海、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广州等地的有形资金市场改造为区域性短期资金融通公司，这些短期资金融通公司与中央资金融通中心一起构成统一的货币市场中心交易活动网络和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信息源，以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传导中介。
       上述短期资金融通公司作为货币市场的经纪商，其业务应从现有的资金拆借中介业务扩大到经营短期国库券的发行和交易业务，各种票据的贴现和交易业务，有价证券的抵押贷款业务等，并且，中央银行应划定一笔专用资金给予这些公司，以及这些经纪商通过吸收会员资金，组建货币市场的平准基金，用之进行短期金融商品的自营买卖，为各种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创造”市场。这些短期资金公司通过中介交易各种短期金融商品，将银行、企业、政府部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中央银行则通过短资公司买卖各种债券和票据，吞吐基础货币，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和货币市场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达到调节市场货币供求的目的。
　　3.培植货币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即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来保证货币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其要点有：
（1 ）完善证券信誉评级制度，由权威性企业信誉评级机构对现有企业进行评级，只有获得A 级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商业票据；
（2 ）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票据法》，依法保护票据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这是使票据行为走向规范化的重要保证；
（3）除已制定的《中央银行法》外， 还应加快制定《商业银行法》、《金融公司法》等一系列严格的法规，来确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确立各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准则；
（4 ）制定《结算法》来规范结算行为，严格结算纪律；
（5 ）可考虑建立金融业务特别法庭制度，配备专门的法律人才，对金融管理、控制和金融交易行为中的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合理公正的裁决，这一制度在许多国家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总之，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和畅通运行只有在与之相关的各项法规和制度的保护之下才能得以实现，其功能和作用才能得以正常发挥。

6. 货币市场子市场中国与美国的区别

综合来说，我国货币市场有如下特点：


       1、市场的多元化与专业化不足。 

　　2、市场信用工具种类不够丰富。  

　　3、市场的竞争性与相互替代性不足。

　　4、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脱节现象时有发生。

　　5、市场“信用”交易的空间较小。

　　6、市场资金供求渠道少,不能形成较大的市场。

　　7、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不够发达。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此类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为人民币3，040亿元。而广义货币总量仅有中国大陆约70%的美国在截止6月26日的一周，美国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资产总额有2.594万亿美元。


    以美国为例货币市场主要有以下特征：

       1、市场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2、市场信用工具种类的丰富性。  

　　3、市场的充分竞争性与相互替代性。

　　4、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相辅相成。

　　5、市场“信用”交易的空间极为广博。

　　6、市场资金供求渠道众多,参与者各司其职，形成庞大的无形市场。

　　7、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非常发达。


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采取了“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发展思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货币市场功能认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发展金融市场的动因不是从完善金融市场以至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而是从救急出发。

    改革开放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资金问题，尤其是长期资金问题，由于通过资本市场所筹集的正是长期资金和永久性资金，恰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资本市场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而货币市场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具体来说，从时间顺序上看，我国从1981年发行国库券（5年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行股票，并于1990、1991年成立了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到现在为止，已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资本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而最早发展的货币市场子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只到1986年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其他子市场如票据市场的发展则更加滞后。

从年交易规模看，拆借市场以万亿计、票据市场以千亿计，资本市场则以千万亿计。从发展状况来看，股票市场、国债市场发展虽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呈平稳发展并不断提高的态势，而拆借市场则三起三落，从1999年起，才规范地发展起来，票据市场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

    由于货币市场在发展上的严重滞后，客观上造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瘸腿”现象，破坏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完善并弱化了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

7. 货币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网上找了点相关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

　　文/张中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股票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并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货币政策不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有效地促进真实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实质经济的角度应着力于提高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和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应科学确定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着力于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97年为转折点，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发生了从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巨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也由以往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措施压缩总需求转向主要运用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先后采取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货币工具。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1月对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1998—1999年先后两次累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按1999年末的存款余额计算，相应增加金融机构贷款7000多亿。从1996年6月以来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400亿元。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关系来看，广义货币(M2)1998～2000年分别增长15．4％、14．7％、12．3％(含股民保证金为14％)，狭义货币(M1)分别11．9％、17．7％、16．0％。1998～2000年GDP的增长分别为7．8％、7．1％、8．0％，无论是M0、M1还是M2都是大幅度超出经济增长率的。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却十分有限，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投资，以期通过投资的增长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据统计部门的计算，我国的国债投资1998—2000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外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据财政部的分析，1998年至200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非农业就业分别增长0．57％、0．73％和0．71％，其中国债政策分别促进非农就业增长0．37、0．47和0．24个百分点e。继1998—2000年连续3年GDP增长速度超过7％以后，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工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7％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4％和5．2％，这与财政投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原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为3～5年，现在人们的普遍呼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不能淡出。


　　那么，为什么货币政策的效应不显著，而必须主要依赖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直接作用于实质经济，但货币政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一般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我国还没有资本市场(指证券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只能通过信贷渠道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也从单一的信贷渠道向以信贷为主的双渠道转变；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相应地从贷款额度转向货币供应量。随着公共市场操作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也由直接转向间接调控。因此，货币政策的效应不仅受银行信贷的影响，还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在我国，金融界对货币政策与信贷的关系研究甚多，但对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意见分歧甚大。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应，必须深入研究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联，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原因，并提出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改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投资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另一类则是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来揭示货币传导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主要的理论有以下一些：


　　1．托宾的Q理论。按照托宾的理论，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变动会通过利率结构的变动而改变货币与真实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从而使资产发生明显替代，最终导致投资以及收入的变化，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为M——r——q——I——Y。式中M为货币供给；r为货币利率；q为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I为真实性投资；Y为真实产出。当货币供给M增加引起货币利率r的下降，使公众的资产偏好转向证券市场，从而引起真实资产的市场价格上涨，即q值上升，从而会刺激真实投资I的增长，进而会带动Y的增加。


　　2．非对称信息效应。非对称信息指的是资本市场上证券的供给者即发行人与购买者所掌握的信息充分程度不同，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上便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问题。当货币供给量增多，股市价格上涨时，企业净值提高，这意味着贷款人实际拥有较多的担保品，股份公司违约逆向选择的概率降低，降低了贷款人的风险，从而鼓励对投资支出的融资贷款。同时，企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企业投入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从事风险项目的意愿越低，也不会将公司的贷款投资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目，从而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因此，股价上升，企业的净值提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可以导致较高的投资支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非对称信息理论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是为M——股价——净值——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3．财富效应。最早提出财富效应理论的是莫迪尼亚尼。他认为，消费不同于消费支出，因为前者不包括花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消费者会按时间均匀地安排他们的消费，因此、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只是当前的收入，而是消费者毕生的资财，其中包括金融财富。当股价上升时，消费者的毕生财富增加了，消费支出也会随之增加。财富效应理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M——股价——财富——毕业资财——消费——Y。


　　4．流动性效应。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持有何种资产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耐用消费品诸如汽车、住宅等不具有流动性，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相反，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可以很容易地按完全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很多时，他们对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估计会很低，因而较为乐意去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发生财务困难的概率估计也很低，耐用消费品支出会增加。流动性效应理论的货币传导机制为M——股价——金融资产价值——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耐用消费品支出——Y。


　　我国资本市场已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01年月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我国股票市价总值和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到2000年底分别达到57．8％和32．37％，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也随之逐渐扩大。同时，近年来股市牛气冲天：深圳综合指数从最低的1994年的94．76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661．55；上证指数由1994年的325．89点，上涨到2001年最高的2245．43点。但是，我国现实经济的运行不同于上述几种理论的推导。


　　从资本市场对投资的影响来看，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一是将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二是将货币资本用于证券投资。前者是直接作用于真实经济增长的。后者可以增大真实投资的资金来源，但必须由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才能促进真实经济的增长。如果发行证券的企业将所筹集到的资本又用于证券投资，则不能对真实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企业和居民究竟将多大比例的货币资本用于真实投资或证券投资，取决于这两种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比较。


　　中央银行下降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供银行用于对企业贷款的资金增加，在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下调后，企业真实投资的机会成本和财务成本也随之下降，这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真实投资的。但是，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还受税率、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仅就税负而言，我国在降低利率的同时，虽然采取了一些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诸如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不仅没有降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在1997年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其中1990～1996年间税收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61。但是，1997—2000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4年分别为1．98、2．40、3．33和3．32，平均为2．76，这就是说税收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近2．8倍。税收超常增长的结果是税收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了2000年的15．6％，每年增长1．5个百分点。2001年1～3季度我国经济(GDP)增长7．6％，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11872亿元，同比增长24．2％；工业企业累计税金总额393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税金总额定70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税收增长继续保持超过GDP增长的态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定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所得相对减少，由此必然带来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下降，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因此，在利率下调后，真实投资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明显提高。同时，我国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下调是行政安排的结果，由于国有企业负债普遍偏高，银行资产不良，银行在取消信贷额度控制后，加强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并对企业自有资本比例的要求，“惜贷”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现象。1997～1999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2．5％、15．5％、12．5％，呈现为逐年递减的态势。可见，贷款利率的下调对真实经济贷款增加的作用并不明显。


　　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主要取决于证券资产价格，短期投资尤其如此。股票的价格是由资本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而且与利率成相反方向变化。存款利率的下调相对增高了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率。2000年末，1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的理论值为44．5倍，但沪、深两市A股的平均市盈率近为60倍。股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使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真实投资的收益，也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极少有退出市场的，致使一些ST、PT股市场价格反而高于国企大盘绩优股。这表明股票投资的风险并不大。因此，储蓄资金大量分流进入证券市场。1997～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增长率分别为20．1％、16．1％、13．7％，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允许证券公司进入拆借市场和推出股票质押贴现，为贷款流入股市开了方便之门。据有关部门的估计，2001年初券商和基金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借入资金规模在1000亿以上，而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的规模也在3000亿左右。这些资金的流入，拉动了股市价格持续上涨，直至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


　　在真实资产的当期证券市场价格与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q上升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或配股可以筹措更多的资金，但是由于真实经济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又大量以委托经营的方式流回到证券市场。2000年进行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达100家左右，按规定及时披露的上市公司仅57家，委托理财金额总计51亿元。2001年提出增发方案的106家公司中有46家公司2000年进行了短期投资，43家公司资金并不存在缺口。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执法检查组上海组的调查，上市公司在两年内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达40％，1年以内改变的也有10％以上。证券发行企业所筹措的资金又大量流回股市，进一步推动股市价格的上涨，造成股市价格与真实资产价值的进一步偏离和股市泡沫。总起来看，由于股市严重扭曲，股市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利率且高于实质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利率通过股市对真实投资所起的逆向调节作用大于正向调节作用。


　　在我国，企业上市的主要目的在于筹资，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严重失真，股东和受托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很难对受托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约束，股权融资的风险和责任远远小于债权融资。而且很少有上市公司派发红利，向银行借款却要按期还本付息，股权融资的财务成本也低于债权融资。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不断配股来获得资金，而无需向银行借款。越是股价高，上市公司从股市获得资金越多，向银行的借贷便随之减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向银行借贷。在股票价格普遍上涨时，上市公司将资金反过来投资于股市，公司的账面资产和利润很快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会增加上市公司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股价下跌后企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会随之减少，但通常不会影响到经营者的既得利润。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很难通过非对称效应促进真实投资的增长和产出的增加。


　　再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居民的消费无疑会受利率及股价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我国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财富的比例及股票投资者占居民总人数的比例都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变动主要还取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及收入分配状况。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基尼系数已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e。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五等分组分析，我国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数，1998年为9．6倍；而美国90年代末20％高收入人均年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分配差距是10倍。我国高收入户的生活费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26．5％上升到1998年的30％，低收入户同比由14．5％下降到12％。同时，行业间的差别已由1990年的1．72倍扩大到2000年的2．63倍。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民收入的提高无疑可以提高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但是，从1997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4年下降，2000年上半年仅增长1．5％。另据赵人伟计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指数已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我国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所有，而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利率下降后，虽然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幅度下降，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目前已突破77万亿人民币，收入差距的拉大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调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577．05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3500万个，以3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亿人左右，不到总人口的1/12，而美国1998年有41％的家庭持有股票。我国的股票投资者绝大多数为城市居民或机构投资者，很少有农村居民购买股票。在城市居民中，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额远远高于低收入阶层，而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农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因为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影响，股票投资者的消费可能有所增长，但对全社会消费支出的增长作用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资本市场具有集聚社会财富的功能，将社会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差别。据广东中诚信公司的研究，在股票投资者比例最高的上海市，自1996年1月——2000年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深沪两市指数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17和0．638。但在这种相关性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上海、深圳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如此之大，证券交易所却只有深沪两家，别无分店。每年两地所获得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分成便有数亿之多，还不说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纷纷在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以及股东为获得申购股票而需将大量的资金汇往两地交易所。因此，两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起来看，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对整体消费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在股市价格持续走高的同时，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从1991—1998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1．05、0．65、0．80、0．82、0．85、0．73、0．58、0．35，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还需指出的是，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只用于产品和劳务交易，货币的需求量也只包括对产品和劳务交易的需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还用于证券的交易，因而货币需求同时取决证券交易的需求。证券市场规模越大，证券价格越高，投机性越强，货币需要量通常也越大。所以，简单地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借以说明货币供给量是否适当，是不可靠的。同时，资本市场还会影响货币需求的结构。从统计资料上看，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有所改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明显提高，2000年逐季上升，且高于上年同期，年末达到39.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但是，由于客户用于股票交易而存入各证券公司的保证金存款2001年以前并未计入M2，境内外币存款也未计入，再加上存款实名制实施以后，个体经营户的资金从储蓄存款账户流回企业账户，于是发生了“流动性幻觉”。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深层制约因素


　　从根本上看，我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总需求不足，不是货币紧缩的结果，而是体制改革的结果，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也在于它与体制性紧缩的矛盾。


　　就真实经济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初期是以政府放权和财政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无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还是价格改革等，都带有扩张需求的性质。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经营制以及对地方政府实行税收分成或财政大包干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投资资金，长期被政府管制的低价格放开加上总供给不足形成了良好的投资预期，因此促进了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同时，企业职工固定工资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加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迅速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则使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改革的举措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进入90年代后，以生产资料价格基本放开、实行分税制、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扩张性转变为收缩性。在价格基本放开以后，企业已不可能通过价格的继续提高获得利润，相反在价格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一些行业和企业还必须以降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企业的利润预期相应降低。分税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无疑有利于增加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客观上减少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是对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的投资还是消费，都产生了紧缩性的作用。金融企业贷款审批权限的普遍上收，资产负债比例的控制，对贷款责任的终身追究大大强化了各级银行的内部责任。企业兼并重组的推行，使企业时刻面临着被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企业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还会受到行政上或经济上的惩处，这无疑会对企业的扩张冲动产生制约作用。


　　上述改革从整体上说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其中价格由市场决定、实行分税制、企业破产兼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被普遍采用的。问题在于我国在实行制度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或者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到位。例如，西方经济国家对一般的产品价格放任决定，但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国家保护，我国在放开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农产品保护制度，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税制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制度与政府的职能及转移支付制度是相互配套的。但我国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转换政府职能，收缩政府职责范围和精减政府机构，转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够，因而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必然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西方的税收以所得税为主体，而且税率具有累进性，这种税收结构和税率设计通常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高涨时期，税收增加，对经济的过度扩张产生抑制作用；经济衰退时期，税收减少，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相反，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这种税收结构不仅不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是为抑制投资和消费而设计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银行利润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税负太重。除33％的所得税外，我国银行还需要针对营业收益征收7％的营业及附加税。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加强对国有银行的内部管理是必需的，但我国严格限制非国有银行的发展，阻碍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和非国有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竞争的展开，尤其使中小型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经济的融资受到限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国有银行经营者的责任与收益不对称，“惜贷”必然成为国有银行经营者的理性选择。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破产兼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国对私人财产缺乏明确的宪法保护，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居民而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也在所难免，但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支出预期，但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制度不健全，他们必须为防病、养老、教育子女和购买住房而增加储蓄。


　　就资本市场而言，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深层原因也在于资本市场制度的缺陷。首先，公司上市制度存在缺陷。在市场经济国家，只要达到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便可发起设立上市公司并发行股票。在我国，公司上市虽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审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荐，并经过专家评审等程序，并且上市公司的总量受计划的严格限制。公司上市是政府或专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专家是受政府委托的，不可能完全超脱于政府，而且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不可能真正对股民负责。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而且股票的供给不能对股市需求变动作出灵敏的反应。其次，股权结构存在缺陷。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我国现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不仅设置有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还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截至2001年6月30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1121家，存量总股本为3943．63亿股，其中国有股为1786．06亿股，占总股本42．23％。由于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通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派的人担任，普通股东很少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很难有效地制约经营者的行为，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近70％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是不能流通的，股价只能反应社会公众所持股份供求关系的变化，股市价格被严重扭曲。再次，信息披露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巨大事实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重组或操纵股市的目的。一些中介机构还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信证明。这就使投资者不能根据上市公司真实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投资，也为“庄家”的炒作提供了可能。复次，没有实现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从原国有企业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而且又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经营，况且上市公司的存亡还影响到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各地政府对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保护政策。一旦上市公司因经营业绩不佳而停止交易，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注入资本或种种重组手法加以挽救，因此很少的上市公司真正退出市场。最后，证券监管行政化，政府主要凭借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正因为资本市场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价的变动严重偏离上市企业的真实价值，积极的货币政策只能刺激股市的投机，而不能有效地刺激实质经济的发展。

8. 我国为什么没有公司型基金？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公司型基金主要在美国。
中国的体制还没到如此发达的程度。
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件。
在中国还没有公司型基金，主要是中国的基金经理人市场不够成熟。
基金经理人的能力不够强，只能依托一家大的基金公司的力量，不可能自己开一个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人的人不够多，往往一个人要兼理几只基金，不可能自己开一个公司型基金。公司型基金本身是一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