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提倡“底线伦理”

1. 我为什么要提倡“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即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比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这种对“底线伦理”的认知与共识，寻求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信心。 一、道德是一种“公共资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这种公共资源而不补充，让它持续亏空，就可能会有社会“破产”的一天 我国正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新的社会要求与传统的道德基础有相脱节的情形，导致人们常对目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感到不满。作为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相当无力和信心不足。那么，道德建设的动力何在？我们的信心又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觉得道德很必要。它虽不像衣食那样须臾不可离，但如果社会没有道德——主要是一套规则并加上对规则的尊重——我们的饭也会吃不好，甚至根本吃不着。因此，道德是一种巨大的“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和发展这一“公共资源”。就个人来说，一般而言，如果遵循了基本道德就比做了亏心事感觉要好，心地会比较平安。我们不要小看这“心地平安”，它是许多幸福快乐的基础。 换句话说，道德建设的初始力量，其实正是从人们对道德状况的不满和不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满和不安是因为人们的“良心”说了话，即便暂时还不能做到完全遵循良心而行动，但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是很好。比如，无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繁荣和富裕，有很多钱，有很多眩人耳目的东西，声色犬马，却没有什么精神的和道德的东西，这样的状况主观上感觉并不会很好，客观上也不能持久。如果说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维系，那是因为有前人或他人积累的伦理资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这种公共资源而不补充，让它持续亏空，就可能会有社会道德“破产”的一天。 因此，道德的根本力量来自道德本身，来自基本的“良知”——在所有人那里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和是非观念。良心的声音往往非常微弱，以至于我们听不到，这有时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行为没有触及它的底线——最紧要的道德；有时则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出了问题。良心是容易“放失（放纵、不受约束）”或“蒙尘”的，所以古人常说要“求其放心”，“勤拭尘埃”。当然，从正面说，社会道德的力量还来自榜样的力量，来自许多人的“相濡以沫”和相互感染。 二、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 从“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了巨变，伦理道德也概莫能外。总的来说，这30多年的道德变迁，从伦理道德的基本形态来看，是从一种“动员式道德”走向一种“复员式道德”，也就是从一种强调斗争的、相当政治化乃至军事化的、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线的道德形态。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高标准、突出）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要求大家只追求同一个目标，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要他不去伤害别人，就都是可以的。 三、“底线伦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动力 我们可以将“底线伦理”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人之为人的义务，比如说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他人，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密切相关的公民义务，比如说奉公守法，捍卫法律尊严，抵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同时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第三个层次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比如说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等。 以上三个层次，越是前者越为根本，后者一般是前者的引申和具体化，但因为有领域和行业的特殊情况，权益增加了，要担负更高的道德责任，所以往往也就显得较高。比如掌握权力的官员，除了履行一般的自然、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还需要担负起与其权力相称的职责。这种职责的高低轻重是和权力或影响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越大，责任也就越重。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体系中各安其分，各敬其业，但是，我们更有必要通过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的基本条件，即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守本分，以尽职尽责的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政府也要守本分，确定自己恰当的权力范围，保障各阶层、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社会公正与个人义务并提，把权利论与德性论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并且优先讨论权利论，等等，这是发人深省的。但是，无论如何，制度的不公正即使有时可能勾销一个人的政治职责，却仍然不能勾销一个人的自然义务。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有什么信仰，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复杂的现代社会，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可能要做出妥协和退让，但某种做人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不能因为达不到最高，就把最低的也放弃了。在道德上，我们要摒弃一种“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维，不能因为成不了圣徒、英雄，就索性做一个坏人；不能因为社会不是太理想，或者别人做得不是太完美，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总之，不能认为“既然你也不是太好，你也有一点私心，那么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道德是可以分层次的。每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有着很高的道德追求，如西方历史上的斯多葛派，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品格完美、成为圣贤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高乃至惟一的精神追求。对他们来说，自然是绝对不会以“底线伦理”为满足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平等化，大家的价值追求也可以多样化了，许多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追求，不想做圣人，但也不去伤害人，只求一生本本分分赚钱，平平安安度日，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现时代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最小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需要最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同意和共识，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呼唤着最高精神的支持。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

2. 愤怒的伦理学的幕后制作

 影片的摄影师是《高地战》、《晚秋》、《金钱之味》等片的金佑向，金佑向为了展现五个角色的不同心里暗涌，特别启用了起重机高角位拍摄；美术指导是《亲切的金子》、《追击者》、《看见恶魔》等片的曹和成，曹和成在造型和服装上为五个主角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气场，让他们更富有符号感；剪辑师是《怪物》、《杀人的回忆》、《黄海》等片的金善敏，金善敏在剪辑过程中注重高密度感，营造一种紧张却不慌乱的视觉切换效果。

3. 伦理影片的案例

1921年，拍完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1913）后沉寂数年的黎民伟开始有了大的举措，他拿出了经商盈利的全部资金，并得到了两位兄长黎北海和黎海山的资助，筹资5万港元在香港建成新世界戏院，试图为今后拍摄的电影找寻稳定的放映途径。1922年黎民伟又招股集资，加上原有的资金共筹得50万港元准备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1923年5月14日，黎氏兄弟在香港铜锣湾成立了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黎民伟任总经理，黎北海任经理，罗永祥任技术主任。关文清被黎民伟聘为顾问，具体指导“香港民新”的影片拍摄。关文清在“香港民新”的主要电影活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担任民新演员养成所的教员，培养了香港第一批电影演艺人员。盖因黎民伟是同盟会成员和他拒绝向港英当局有关部门行贿等原因，在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后，“香港民新”在香港的片场用地仍未得到香港工务局的批复，1924年，“香港民新”只好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建立片场，准备拍摄故事片，并开设了民新演员养成所，培养演技人才。第一期演员养成所共招收30名学员，由关文清、梁少波、黎北海等人任教，经过短期培训，全体学员参加了“香港民新”影片的摄制。其二，关文清参与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1925）的摄制。这部改编自《聊斋志异》中同名小说的影片开拍于1924年10月，由黎北海编导，罗永祥摄影，黎民伟、林楚楚等主演。因市场需要，影片拍摄成时装片，即影片中人物不着古装而全着民初服装。关文清负责全片的化妆，因为当时只有在美国科班出身的他才懂得如何化妆。

4. 我为什么要提倡“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即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比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这种对“底线伦理”的认知与共识，寻求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信心。 一、道德是一种“公共资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这种公共资源而不补充，让它持续亏空，就可能会有社会“破产”的一天 我国正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新的社会要求与传统的道德基础有相脱节的情形，导致人们常对目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感到不满。作为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相当无力和信心不足。那么，道德建设的动力何在？我们的信心又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觉得道德很必要。它虽不像衣食那样须臾不可离，但如果社会没有道德——主要是一套规则并加上对规则的尊重——我们的饭也会吃不好，甚至根本吃不着。因此，道德是一种巨大的“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和发展这一“公共资源”。就个人来说，一般而言，如果遵循了基本道德就比做了亏心事感觉要好，心地会比较平安。我们不要小看这“心地平安”，它是许多幸福快乐的基础。 换句话说，道德建设的初始力量，其实正是从人们对道德状况的不满和不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满和不安是因为人们的“良心”说了话，即便暂时还不能做到完全遵循良心而行动，但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是很好。比如，无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繁荣和富裕，有很多钱，有很多眩人耳目的东西，声色犬马，却没有什么精神的和道德的东西，这样的状况主观上感觉并不会很好，客观上也不能持久。如果说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维系，那是因为有前人或他人积累的伦理资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这种公共资源而不补充，让它持续亏空，就可能会有社会道德“破产”的一天。 因此，道德的根本力量来自道德本身，来自基本的“良知”——在所有人那里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和是非观念。良心的声音往往非常微弱，以至于我们听不到，这有时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行为没有触及它的底线——最紧要的道德；有时则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出了问题。良心是容易“放失（放纵、不受约束）”或“蒙尘”的，所以古人常说要“求其放心”，“勤拭尘埃”。当然，从正面说，社会道德的力量还来自榜样的力量，来自许多人的“相濡以沫”和相互感染。 二、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 从“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了巨变，伦理道德也概莫能外。总的来说，这30多年的道德变迁，从伦理道德的基本形态来看，是从一种“动员式道德”走向一种“复员式道德”，也就是从一种强调斗争的、相当政治化乃至军事化的、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线的道德形态。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高标准、突出）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要求大家只追求同一个目标，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要他不去伤害别人，就都是可以的。 三、“底线伦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动力 我们可以将“底线伦理”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人之为人的义务，比如说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他人，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密切相关的公民义务，比如说奉公守法，捍卫法律尊严，抵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同时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第三个层次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比如说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等。 以上三个层次，越是前者越为根本，后者一般是前者的引申和具体化，但因为有领域和行业的特殊情况，权益增加了，要担负更高的道德责任，所以往往也就显得较高。比如掌握权力的官员，除了履行一般的自然、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还需要担负起与其权力相称的职责。这种职责的高低轻重是和权力或影响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越大，责任也就越重。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体系中各安其分，各敬其业，但是，我们更有必要通过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的基本条件，即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守本分，以尽职尽责的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政府也要守本分，确定自己恰当的权力范围，保障各阶层、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社会公正与个人义务并提，把权利论与德性论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并且优先讨论权利论，等等，这是发人深省的。但是，无论如何，制度的不公正即使有时可能勾销一个人的政治职责，却仍然不能勾销一个人的自然义务。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有什么信仰，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复杂的现代社会，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可能要做出妥协和退让，但某种做人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不能因为达不到最高，就把最低的也放弃了。在道德上，我们要摒弃一种“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维，不能因为成不了圣徒、英雄，就索性做一个坏人；不能因为社会不是太理想，或者别人做得不是太完美，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总之，不能认为“既然你也不是太好，你也有一点私心，那么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道德是可以分层次的。每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有着很高的道德追求，如西方历史上的斯多葛派，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品格完美、成为圣贤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高乃至惟一的精神追求。对他们来说，自然是绝对不会以“底线伦理”为满足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平等化，大家的价值追求也可以多样化了，许多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追求，不想做圣人，但也不去伤害人，只求一生本本分分赚钱，平平安安度日，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现时代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最小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需要最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同意和共识，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呼唤着最高精神的支持。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